他认为民国对于专制君主国，所标榜者曰平等，曰自由，曰博爱，今民国既成立矣，而其实则一切施治，皆与此三原则相背焉，而其形式上之最谬者，则莫若中央政府授勋位之一事(5)。

但是，即便是他们也无法主张由革命先辈所获得的那种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我将这种普遍的模型称为克里斯玛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arisma）——在此，它会让人联想到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of charisma），这是一种有所类似但却不同的过程。

1949年5月，一项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无法确定基本法为何物……西德选民被剥夺了批准宪法的机会，也因此被剥夺了（如果组织起批准宪法的民主运动）他们本应当获得的宪法知识。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宪法则是革命的成就。如果同内部人模式中作为责任政府之先例的务实改革立法相比，这种内部人-外部人的交易会形成一种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宪法。如果安倍此举得逞，这就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安倍由此可以发起更大的攻势，彻底将麦克阿瑟宪法贬斥为是对日本价值观的虚假表达。科尔总理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会有大批的东德共产党人和西德左翼分子进入制宪会议，挑战其政府的正当性。

2、精英主义的症候 我们现在思考内部人范式中的责任政府。《伦敦协定》载有两项关键的要求，首先，议会理事会应起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其次，理事会应将宪法议案提交给德国人民，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加以批准。根据学者蔡守秋的定义，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应该承担的相应义务。

为了探讨在气候变化危机时代如何实现正义与人权，本文从气候变化与人权的辩证关系入手，系统分析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影响以及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保障气候正义的国际法救济路径，特别是如何借助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正在积极谈判这样一个历史性时机来促使国际气候变化法充分保障与尊重人权。Richard S.J.Tol and RodaVerheyen，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Damages—A Legal and Economic Assessment，32 Energy Policy（2004）。考虑到大部分面临气候移民危机的国家都是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ment countries），这些国家一方面处于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敏感地区——虽然它们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额很少，但是却是气候变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欠发达，往往缺少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移民危机的资金则更是缺乏，所以亟需国际社会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通过传统的国际合作机制和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第3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三、保障气候正义的国际法救济路径 关于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定位，由于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不同导致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

国际人权法体系和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应该把人权与应对气候变化这两者统一起来，正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体系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历经多年的冲突与磨合，最终能比较统一、辨证地以双赢为目的达成了较好地协调。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条约还需要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法律机制来处理因为人权原因而没有批准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希望对这一具有实践重要意义的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希望能对如何推动新的气候变化协议的人权化以及推进现有人权法体系的绿色化做出有益的建议。一些从纯粹气候变化角度不能达成国际共识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分担减排责任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保护人权的目的出发，借助相对成熟的国际人权法体系的法律工具和人权本身的道德约束力来帮助解决。

把现有人权概念进行延伸有利于搁置关于环境权与人权关系的争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到国际人权法的框架下，也可以当基本的人权因为环境和气候变化原因遭到损害时，一定程度上诉诸国际人权法的救济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涉及到的水权、健康权和食物权都可以被视作与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因此该公约可以作为国际人权法公约绿色化的一个便利的试点。《京都议定书》所面临的另外一个严峻问题是它的执行机制不力，这也是国际法普遍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许多CDM项目虽然对减排有积极作用，但却有比较糟糕的人权侵害纪录。

鉴于是被迫移民，在移民过程中这些气候难民很可能会遭受人权侵害的痛苦。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气候正义还是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亟需探究保障气候正义的国际法路径。

相关法律的缺失，使得气候难民的人权很难得到维护。国际人权机构已经明确指出，国家的人权责任包括防止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对人权造成的损害。

《奥胡斯公约》称每个人都享有在健康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并负有为今世及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个体和群体责任。在国际层面，国际人权法体系有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四）人权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简单概括来说，良好的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是所有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而人权的视角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18]笔者认为这样的责任分配模式是否能够用在人权语境下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先不论这样一种非传统的侵害责任分配模式是否可行，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判断一个国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的标准问题上的不确定和不唯一性，比如是应该采用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依据还是一个国家人均的排放量为根据更为合理和科学？ 2.在人权法的语境下，各缔约国有什么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责任？ 由于传统的国际人权法机制主要依赖主权国家来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不受侵害，所以气候变化的人权视角也就相应要求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承担一定的气候变化责任。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国际人权法体系为人们寻求气候正义的法律救济提供了潜在的路径，然而由于历史上的、设计上的和结构上的原因，国际人权法体系并没有明确的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危机的相关条款。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利权国际公约》的第12条第一款阐述道，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

以前面提到的泥石流造成的当地人的生命权受到侵害事件为例，[19]虽然我们不能在人权法语境下认定泥石流造成的负面影响侵害了人权法，因为这不是某一个国家因为违反人权义务造成的人权侵害，但是这不妨碍该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免遭泥石流的威胁。这样的做法也符合代内公平的原则，是实现气候正义的必然要求。

尽管在国际人权法体系中并没有关于人类享有安全环境的人权的明确的表述，但是健康的环境对于充分享有人权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许多国家已经把环境权写入宪法，比如法国、南非和芬兰的宪法中都有关于保障环境权的表述。6.居住权 居住权是另外一项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人权。

气候变化移民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是安置难民的资金问题。《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第14条第2（h）款对保障水权作了这样的表述，……享受适当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水电供应、交通和通讯方面。

【摘要】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和最为紧迫的人权危机之一，由于气候变化对于不同群体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影响不同，所以公平问题或者是气候正义是人权语境下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该项目的核心内容是希望引导政策制定者们把气候变化和人权放在一起来关注，希望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制定和运行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考虑到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将会签署新的气候变化协议来取代《京都议定书》，如何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中融入人权的语言，体现对人权的保护，无疑是国际环境法学界和人权法学界亟需探讨的问题。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严峻危机的背景下，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辐射到人类人权的方方面面，应对气候变化就无法忽视其人权维度。

[23] 笔者认为，在面临的诸多气候变化引发的人权危机的挑战中，以下两个问题尤为紧迫与关键，需要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中有专门的应对条款。虽然对于国家承担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被广为关注，但是目前国际上关于国家应该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人权法责任的论述还比较笼统，缺乏对于责任具体内容的明确表述。

为了突出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对气候正义和平等的高度重视，可以考虑在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引言中提及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巨大影响与挑战。总而言之，无论采用哪一种视角来看待人权与环境权的关系，无论气候变化是否被认定为侵犯人权法，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标准采取温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来减缓气候变化对人权可能造成的侵害。

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把人权的视角、语言，和对气候正义的关注融入到新的气候变化协定中。正是由于气候变化对于不同群体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影响不同，所以公平问题或者是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是人权语境下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所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而且，国际人权法传统上主要是依赖国家的责任和力量来保护其国民的人权免遭侵害，人权法在实施中的这种疆域性的特点与全球气候变化人权危机需要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协同应对的要求并不符合。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极端天气频发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会使许多原本宜居的地区和国家变得不再适宜居住，造成大量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移民（climate-change-induced migration）。4.健康权 健康权和生命权紧密相连，健康权在多个人权公约中都有体现。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马尔代夫政府还通过小岛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AOSIS）来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全球气候变化人权维度宣言（Male'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Dimens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4]和倡议国际社会实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和人权的相关决议。

在国内层面，许多国家遵循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在国内通过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些设计不合理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对当地居民的人权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在经历了从自然科学的视角、生物学的视角到环境的视角来审视气候变化问题之后，世界已经开始从人权的视角来关注气候变化，国际人权机构正积极呼吁在构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融入对人权的充分关注和保护，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体现对人权的全方位尊重。（一）历史回溯 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关联最早是在2005年进入到公众视野。

1.生命权 国际人权法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是由《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和9个核心的人权公约构成的。还有一些专家担心，用人权法的语言来审视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其它社会问题，可能会对国际人权法体系带来混乱，也会因此降低国际人权法体系本身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